江西上栗县汽修店爆炸事故已致3人遇难25人受伤

由此，后世学者便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认识：德国的宪法传统直到1949年才发生根本性的转折，其标志是《基本法》获得了超越国家的先在性，并在这一基础上发挥对于国家的建构性功能。

在物理层，可以较为直接地适用传统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概念，突出对于互联网设施的领土性保护。与此同时，为将欧盟的数据治理标准推广为国际标准，欧盟在GDPR中将管辖规则扩展为影响主义原则，[63]即便数据控制者或处理者在欧盟境内没有设立实体机构，但其对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处理行为，也适用该法。

VeriSign作为.com和.net域名服务器的管理者，据此执行所有ICANN的决定，并听从美国政府的指令。冷战结束以来，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甚至否定，[20]取而代之的则是弱化领土边界限制的经济全球化呼声。然而，这种和平并不意味着欧洲各国就恪守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确定的领土主权原则。例如，俄罗斯于2015年9月起实施新的《个人数据保护法》第5部分第18条规定，任何处理俄罗斯公民的个人数据（包括记录、系统化、积累、存储、更新、更改或检索个人数据），都必须在俄罗斯境内进行。[5] 由此，要对网络主权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就必须结合主权和互联网在当今世界中的新趋势，在分析思路和框架上进行更新。

在西方近代主权理论的思想家眼中，主权恰恰来源于个体的意志，而非空间场域，因而其发挥作用的对象也是公民/臣民，而非领土和海洋。二是2006年美国商务部和ICANN签订的名为共同项目协议（Joint Project Agreement）的备忘录。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大幅压缩，原本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同时又被新出现的隔阂阻断，社会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开始出现显著的变化。

魏玛宪法完整地延续了这一属性，并且试图把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延伸到更多的、非物质化的领域，例如运用民主这样一套有利于社会整合的现代技术重新组建并且管理国家。在普罗伊斯的改造之下，脱离君主制的Reich更像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而后，带有革命宣言性质的宪法，无论是不是以宪法典的形式表现出来，都试图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框架，以便消除旧有弊政残存的影响，并且抵御其复发的可能。与英、法、美三国不同，德国铁路在其发展的起步阶段缺乏统一而稳定的政治基础。

魏玛时代的政治家们再度面临国家铁路网的统一性问题。商旗颜色为黑、白、红三色，其上内角镶嵌以国旗。

然而，规范与事实又不必然是对立的。基本法通常被视为现代德国的起点，截至今日，时间刚好又过去了70个年头。这是一种规范优先的国家观念，它呈现出国家法理论在极致法学化一端的样貌。第二，德国民众在政治上远未成熟到可以白手建立一个民主制共和国家的程度。

在这一理念的驱使之下，李斯特甚至开始大胆地构想德国铁路网络的整体布局。某种意义上，这仍然是一个关于魏玛宪法的双重历史连续性的印证。事实上，魏玛宪法的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在相当基础的层面上，发挥了对于国家的建构性功能。国家在魏玛宪法中的多重形象既是不同样态的国家法理论相互抗衡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新的学术话语的生成，为后来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智力上的准备。

例如，对于中右来说，他们一方面希望适当地压抑普鲁士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主张延续普鲁士在德意志的优势地位，因而蕴涵在Reich一词中的两重历史连续性都存在重要的实用价值。可以说，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德国铁路的发展速度显著地滞后于英、法、美三国。

事实上，不仅是铁路条款，这两部宪法中的邮政条款、电报条款、航运条款、公路交通条款，甚至包括关税条款在内的诸多体现新的技术应用和新的管理方法的条款，也发挥着同样的政治功能。国家及其政治体制应当被宪法规定出来，而且也只能被宪法规定出来，才具有合法性。

1919年7月2日，经过二读程序，Reich成为魏玛德国的正式国名。至此，第二帝国的铁路国家化政策已经完全退回1848年普鲁士的水平，再度降格成为铁路的邦国化，宪法中的铁路条款已不再有实现的可能。每一个法学研究者几乎都会在他所耕耘的那片园地看到法律规范投射到生活世界中的具体的映像。因此，二者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生重叠，甚至混淆。例如，究竟是宪法塑造了国家，还是国家催生出宪法。例如，凯尔森在魏玛德国与第二帝国的连续性问题上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指出，正因革命行动破坏了旧法统，一个新的基本规范才能生成，一个新的国家也才能由此形成。

从1918年11月开始，负责宪法起草工作的胡戈·普罗伊斯（Hugo Preuss）倾向于沿用Reich一词作为国名，他在1919年2月底的宪法草案第四稿中正式提出了这一方案，并且指出：Reich一词蕴涵着深切的民族感情，承载着德意志各邦人民数百年间不断追求民族统一的光荣历史，因而是德意志民族不能割舍的精神财富。铁路网作为唤起民族精神、滋养民族精神、增强国家的防御力量的手段，对于我们德国人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远远超过对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价值。

相比一套虚浮无根的国家法理念来说，国家能否真正在客观的层面实现统一，变成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事实，才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想要给魏玛宪法下一个教科书式的定义的尝试都是愚蠢的。

对于法律史学者来说，使用像昆虫复眼那样的结构展开观察不仅是一种有趣的工作方法，还是迫使历史性从纷繁芜杂的法律素材中呈现出来的必要的技术性手段。然而，把人类命运作为关怀对象的历史感很快就在各工业国的经济竞争和军事冲突之中变得暗淡无光。

这意味着，既存于1849年与1871年两部宪法中的跨越社会阶层的、纵向的民族性观念最终压倒了1918年苏俄宪法所植根的超越民族边界的、横向的阶级性观念，魏玛宪法仍然是一部以民族概念为中心展开的传统宪法，而不是一部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的新型宪法。因此，在凯尔森看来，魏玛宪法不仅意味着新、旧两个德国的彻底分离，而且意味着国家的基础已经由现实中的权力切换为合法性的标准，这恰好与英、法、美等内生型的西方国家对于革命意义的理解相吻合，也与1949年《基本法》对于宪法规范先在于政治事实的理论设定相吻合。从表面上看起来，法兰克福宪法中的铁路条款与同一时期普鲁士奉行的铁路国有政策不谋而合，但是二者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相应地，国家法在其逻辑推演的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各种相关概念，如宗教、文化、人民、议会或社会等等，也都并非仅仅停留在事实的层面，而是有着与作为效力来源的国家相匹配的规范性的内涵。

回顾德国的历史，从962年延续至1806年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使用Reich一词作为国名。因此，在新宪法中继续沿用既有的旗帜是一个务实的选择。

关于历史连续性的阐发凸显了普罗伊斯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一面，他似乎并未预见到，不同的派别将会根据他们各自的政治目的对于Reich这一概念进行不同的解读，进而制造出完全不同的政治影像。魏玛时代的慌乱让德国人无暇顾及这一抽象的法哲学命题，但是，他们正在面对的很多切实的问题都由此衍生而来。

1849年的法兰克福宪法第一次使用了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的国名。在此等情况下，帝国得修建或授权修建铁路，但是个别邦国不得擅自修建铁路。

相比之下，日耳曼法学者和罗马法学者分别在强的意义和弱的意义上对事实优先的逻辑进行了背书，但后者无疑对19世纪的德国私法史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在罗马法研究开辟出来的学术空间里，概念法学（Begriffsjurisprudenz）试图完全退回到规范体系的内部，不再讨论规范与事实的关联。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以格林兄弟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学者投身于习惯法调查的学术实践，并且将法学与日耳曼的民俗学和语言学紧密地结合起来。第171条规定了各邦国向帝国移交路权的最后时限为1921年4月1日。然而，对于生活在魏玛时代的德国人来说，他们沿着历史的惯性，首先把Reich一词理解为帝国，而不是别的什么含义，才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

再例如，德占胶澳（青岛）期间，德国对于中国胶济铁路建造权和经营权的攫取如何影响了其铁路国家化政策对于国家的界定，又如何影响了魏玛宪法对于德国海外殖民地的态度，等等。作为持中左派立场的代表人物，普罗伊斯在很多场合都力主拆分普鲁士，以及在普鲁士与德意志之间划清界限，因此普罗伊斯不会希望Reich一词勾起人们对于普鲁士霸权的记忆。

支持这一配色方案的议员们认为，首先，虽然不能否认魏玛宪法与法兰克福宪法之间存在精神层面的关联，但这仅仅是次要的关联。按照常理，如果时间足够充裕，新崛起的政治力量将可能通过他们之间的博弈行动和妥协结果来填补这些空白。

毕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魏玛宪法。可以想见，潜藏在魏玛宪法中的这一以规范性为中心的历史观念，尽管可能最为法学者所乐见，此时却不免要为国家走向颓败而遭受无端的指责。